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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族,这么优秀的民族居然不让生孩子,太没道理了。等将来孩子们能识汉字了,就将此博客相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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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蒙古人种的形成与史前扩张 1  

2017-06-14 23:31:3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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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蒙古人种的形成与史前扩张 - 1: 百年迷思--山顶洞人是我们的祖先吗?

石头布石头布
第二节 典型蒙古人钟的形成与史前扩张

人类起源于非洲,是一个日益被广泛接受的学说。借助新兴的分子生物学技术,可以把所有人类的某个“基因标记”追溯到约七万年前从非洲出走的一个不大的“智人”(Homo Sapien Sapien)群体。但这个“基因标记”并不一定对应任何具体的体质特征。这就如同商品的条形码上的某一根竖条是粗线还是细线,并不一定跟商品的颜色和功能有固定的联系。分子人类学家选择“基因标记”比如Y染色体的变异来做研究,是因为它便于追踪,但它包含的决定体质性状的信息很少。人的体质特征绝大部分由常染色体决定,不同种族的人群可以共享同一个Y染色体类型。

走出非洲的这个人类群体有着一致的体质特征,肤色据推测是黑色。图1是人类学家们根据在新月地(Levant)(走出非洲的第一站位置)出土的智人颅骨所作的复原图,他们称她为走出非洲的“夏娃”。不同的种族是智人在随后的五六万年间分化而成的,所以这个“夏娃”可以被看作是种族未分化之前的“原坯”类型。尽管东亚人特有的一些“基因标记”在走出非洲的时候就存在,但那个时候,他们特有的体质特征还未形成。相对于“夏娃”,东亚人的形貌显然发生了最远的偏移,是所谓最“特异化”(specialized)的类型。这并不意外,因为他们走过了最远的距离,也经历了最严酷的自然选择。

典型蒙古人种的形成与史前扩张 1 -  - 宋丽娟的博客图 1:走出非洲的“夏娃”复原像(采自 Stephen Oppenheimer,《Out of Eden,The peopling of the world》)。

对于智人辗转迁入东亚的路径,分子人类学界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最初认为他们取道东南亚进入东亚大陆,新的证据显示实际情况更为复杂。智人进入东亚的路线应有南北两条,北线经中亚而来,且其基因影响不局限于北亚,而是散布于包括东南亚和美洲在内的广大地区[1]。这南北两支来源群体在不同的时间先后进入东亚,并发生了取代和覆盖。当然,这应当不能视作最终的阐述,分子人类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更为可靠的结论,有待于它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在今天人类诸种族中,蒙古人种是最晚形成的一个。毫无争议的蒙古人种类型的遗骨,只出现在距今一万年之内的考古记录中。当然一万年之前东亚就有智人,比如山顶洞人等等。上世纪的中国人类学家们倾向于把他们与蒙古人种的祖先联系起来,并为此创造了一个模糊的概念--“原始蒙古人种”,但这种联系从一开始就充满争议。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认识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这种联系是缺少依据的, 那些智人实际上依然表现了种族未分化之前的古老特征,即“原坯”类型的特征。因而蒙古人种的形成过程,一直笼罩在层层迷雾之中。

我们只知道,在距今七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境内凌空出世了没有争议的蒙古人种的人群。但是从距今七千年到两万年这个种族形成的关键时间段,境内可供研究的考古资料却少得可怜。这个时间段大致相当于更新世晚期和全新世早期,中国境内虽然有多达19 处的晚更新世的智人遗存,但多数遗骨或者太残碎,无法进行令人信服的人类学研究,或者无法准确可靠地测定年份。比如在资阳出土的女性遗骨最初被定为更新世晚期,但1977年之后被更正为在距今7000年之内。著名的“柳江人”的年代可靠性也饱受质疑。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和冲绳发现的“港川人”是这个时间段东亚发现的保存最完整、年代最可靠的古人类遗骨。其中出土三具较为完整头骨的山顶洞人遗址尤为突出,尽管发掘于1930年代,八十多年过去了,山顶洞人遗骨依然是研究中国境内更新世晚期智人的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然而山顶洞人自从出土以来,他的人种属性问题就笼罩着重重疑云,直到近年人类学家们才有个逐渐统一的意见。


(一)八十年的”山顶洞人”谜团

山顶洞位于北京西南50公里的周口店龙骨山上。此山可是古人类学的风水宝地,1930年代先后发现了两种古人类遗迹。第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北京猿人”,属于“直立人”(Homo erectus),距今46万年到23万年之间。按照非洲起源说,他们代表着一个已经绝灭了的人类支系。在发掘北京猿人的同时,又意外地在山顶的小洞中发现了“智人”遗骨,被命名为“山顶洞人”。跟“直立人”不同,“智人”在体质上已经跟我们现代人很接近了。

关于山顶洞人生活的年代,1976年用同地点出土的两块兽骨做碳14测定,得出距今约18000年和11000年两个数据,发表时采用了前者。但1980年发现由于对1930年代发掘时所作编号的误读,前者所用兽骨与山顶洞人不在同一地层,中国社会科学院重新测定并发表的年代是距今约11000年[2]。与遗骨伴出的装饰品穿孔海贝和大量其他贝壳也说明第二个年代更为准确,因为18000年前海岸线距离山顶洞有1000多公里,而由于气候的暖化,11000年前只有约150公里[3]。

山顶洞人遗骨包括八个人类个体,但只有三个人(一男两女)的头骨保存相对完好。男性长颅,眉脊和鼻子突出,女性颅骨也很长,与今天东亚人的面貌大相径庭。我们说“颅骨长”不是说脸长,而是说头盖骨比较长。因为人类学家经常跟头盖骨打交道,他们的术语里说“长头”,或者“长颅”,都是指从俯视角度看,头盖骨前后径较长,左右径较窄,呈卵圆形。而东亚人几乎都属于短颅类型,就是说从头顶俯视,脑袋接近正圆形(这也是中国人在欧美不容易买到合适的安全头盔的原因)。“长颅”(卵圆形头盖骨)是除了典型蒙古人种之外其他各人种的普遍特征,也是人类祖先的特征。

第一个鉴定山顶洞人遗骨的是当时任北京协和医学院人体解剖学教授的德国人魏敦瑞(Weidenreich)。他认为山顶洞人男性头骨(101号)“代表原始蒙古人种兼有西方旧石器晚期欧罗巴人种特点”,两名女性号头骨(102和103号)则分别类似于美拉尼西亚人和爱斯基摩人。

哈佛大学的体质人类学权威胡顿(E. A. Hooton)认为男性头骨非常像欧洲的克罗马农人,其结论是“这个老人看上去像原始的欧洲白种人,杂了一点澳洲土著的血统。在日本阿依努人的头骨中,可以很容易找出他的副本来”[4]。关于两名女性头骨,他同意魏敦瑞的看法。

这意味着山顶洞人竟然汇聚了三个主要现代人种(蒙古人种,印欧人种和尼格利陀人种)的特点。这个看似离奇的推断显示了山顶洞人的种属问题的复杂性。

不幸的是,在1941年的日军入侵中,山顶洞人遗骨和北京猿人的化石一起失踪了,从此杳无踪迹。后来者们只能根据魏敦瑞的助手胡承志制作的三个十分精准的石膏模型来研究山顶洞人。

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全世界的古人类学家们对山顶洞人的种属众说纷纭。费尔塞维斯(W. A. Fairservis)认为某种程度上属于高加索人种。李济认为与澳大利亚土著人或者尼格利陀人种有关联。就保存情况最好的男性头骨而言,有的认为他是北欧人,有的说是阿依努人, 还有的认为他属于澳大利亚土著或者美拉尼西亚人。

1950年代的前苏联学者曾根据在阿丰托瓦-高拉(Afontova-Gora)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头骨残片上的蒙古人种特征,主张贝加尔湖地区和叶尼塞河中游地区是蒙古人种的发源地,但未获广泛认同。中国学者们倾向于认为中国大地是蒙古人种的发源地,并认为山顶洞人具有蒙古人种的某些特征,所以可称为“原始蒙古人种”,或“正在形成中的蒙古人种”。但此说同样没有被广泛接受,因为所谓“原始蒙古人种”,是一个几乎可以任意定义的概念。

1988年发表的澳大利亚人类学家卡明加(Kamminga)与同事瑞特(Wright)的分析结果向着这个谜团的彻底解决前进了一步。以往的评测都是基于头骨的单个或几个指标的测量,往往有以偏概全之虞。卡明加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测量和比较,涉及33个头骨性状变量,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PCA)与世界上其他26个不同种族人群进行比较。这种统计方法选择性状矩阵的两个最重要的特征向量为x、y坐标轴,把27个样本在33维空间里的散布表达为一个保留了最多信息的2维散布,或称PCA聚类图。

从PCA聚类图看,山顶洞人不接近任何现存的主要人种,他远离诸蒙古人种人群,处于印欧人,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和澳大利亚土著人三者之间的“三不靠”的位置。如果一定要找出与他接近的现代人群,日本北海道的阿依努人和澳大利亚土著人可以勉强做候选 [5] 。以往有的学者依据照片初步判断山顶洞人是铲形门齿,对此两位学者持否定意见。指出山顶洞人的牙齿都严重磨损,其铲形特征无法确认。

典型蒙古人种的形成与史前扩张 1 -  - 宋丽娟的博客上图:日本阿伊努人(中间着西装者为英国传教士)

典型蒙古人种的形成与史前扩张 1 -  - 宋丽娟的博客上图:澳大利亚土著人

旧石器晚期人类与现代人存在解剖学上的差别本不足为奇,毕竟有一万多年的时间隔阂,而且在这一时段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剧烈变化。最近一万年间人类演化的普遍趋势是骨骼逐渐轻细化,头骨变薄。举例来说,这些尺寸上的差别就存在于古代和现代的澳洲土著人之间,但两者基本形态是一致的,其继承关系可以确认。而山顶洞人和现代东亚人的关系则属于另外一种性质。1999年人类学家布朗(Brown)也运用与卡明加类似的统计方法对山顶洞人,柳江人和港川人的头骨进行了分析。他指出这三者与现代东亚人的差别使人无法相信他们是后者的祖先,因为这种差别是形态性的而非尺寸性的。

1994年日本解剖学家埴原恒彦(Tsunehiko Hanihara)在《人类演化》(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上发表了一篇东亚人类学研究的报告[6]。通过对空间上囊括西伯利亚直到东南亚太平洋群岛,时间上从旧石器晚期直至现代的54个东亚群体的人类学分析,他认为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中国中原古居民与现代的中国人之间存在巨大体质鸿沟,从而提出一个假说,主张现代中国人主要是在过去的3000-5000年间来自北方的移民后代。

国外同行的进展促使中国学者们重新审视山顶洞人的种属特征。2006年刘武对山顶洞人头骨的12项特征进行了研究,发现有8项与现代东亚人显著不同[7]。举例来说,山顶洞人的眉脊隆起,眼眶较深,额鼻之间急剧内陷,鼻梁再反折突起,侧面观的曲线起伏很剧烈。这与图 1所示的走出非洲的夏娃的特征很相似。但与现代东亚人的平缓侧面观形成鲜明对比。我们提到过“起伏和缓”可以说是东亚人面部的特征,这是为了抗寒需要而最大程度地缩小表面积。再加上山顶洞人卵圆形的狭长颅型,他的所有特征都与蒙古人种的“耐寒原则”南辕北辙。刘武的结论类似于布朗、埴原恒彦和上述两位澳大利亚学者。

随着电脑三维建模技术的发展,古人类学界开始利用电脑进行头骨数据分析和比较。这等于把1988年卡明加和瑞特使用的33个可测变量增加为N个变量,N作为电脑建模的节点数,可以达到几百甚至上千。2009年德国古人类学家Harvati利用此技术,在电脑上将保存最为完整的山顶洞人101号和103号头骨与世界各地出土的晚更新世人类头骨的三维数据模型做了比较,认为山顶洞人与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古人类非常相似,都保留了智人祖先的重要特征[8]。并把山顶洞人遗骨作为世界各地智人“一源论”的重要支持材料。

目前,关于山顶洞人的种属问题,人类学界形成的主流意见是:山顶洞人代表着一种尚未出现种族分化的人群。就是我们曾经比作“原坯”类型的走出非洲的祖先形态,他们曾经在旧石器时代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

要直观地理解这一点,英国学者斯特林格(Stringer)发表在《Science》杂志上的两张照片有所帮助 [9]。如图 2所示。第一张照片对比了山顶洞101 号头骨和出土于斯洛伐克Predmosti的一具26000 年前的智人头骨,第二张对比了山顶洞103号头骨与出土于捷克Mladec的一具31000年前的智人头骨。从中可以看到空间相距八千多公里,年代差距万年以上的东亚与欧洲的的这两群智人,如同双胞兄弟般地惊人的相似。斯特林格早已指出他们很接近走出非洲的智人的原初型态,是在距今四万到一万年之间欧亚大陆的古居民,并把这一显著相似性作为现代人类非洲单一起源论的一个证据。

典型蒙古人种的形成与史前扩张 1 -  - 宋丽娟的博客

图2:山顶洞人头骨与欧洲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头骨的对比 ( from C. B. Stringer and P. Andrews. Genetic and fossil evidence for the origin of modern humans. Science, 239:1263-1268, 1988, 图中汉字为本文作者所加)

现在看来,人类的各个现代种族都是从这个古人类群体发展而来的。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山顶洞人的遗骨曾被人类学家们认为属于三个不同种族,不是因为恰巧三个种族的人各派一名代表到山顶洞里开会然后都死在那里,而是因为山顶洞人同时兼具这些种族的某些特点,但又处在像与非像之间。 实际上,这三人是一名男性老人,一名妇女和一个女孩,他们更可能是一个家庭的部分成员。人们观察到的疑似种族差异实际上是由于年龄和性别不同造成的同种个体之间的差异。

山顶洞人与欧洲旧石器时代古人类的极度相似性说明:说他是“原始蒙古人种”或者“原始印欧人种”都未尝不可。但这就如同说一颗大树是“原始木桌”或者“原始木椅”一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因而不具备种属分类的意义。

然而山顶洞人种属谜团的解决,并没有使现代东亚人的源起更加清晰,反而带出了更大的谜团。

[1] Di, D. and Sanchez-Mazas, A. Challenging views on the peopling history of East Asia: the story according to HLA markers.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Volume 145, Issue 1, 2011。

[2] 安志敏,《中国晚期旧石器的碳-14断代和问题》,载于《人类学学报》1983年第4期。

[3] Johan Kamminga, The Upper Cave at Zhoukoudia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Mongoloids,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17(8), 1988.

[4] Hooton, E. A. Up from the ape, Macmillan, 1947. p402.

[5] Johan Kamminga,The Upper Cave at Zhoukoudia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Mongoloids,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17(8), 1988.

[6] 埴原恒彦 (Tsunehiko Hanihara), Craniofacial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 of far easterners in the late pleistocene and holocene,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27, 417-441, 1994.

[7] 刘武、何嘉宁、吴秀杰、吕锦燕,山顶洞人与现代华北人头骨非测量性特征比较及中国更新世晚期人类演化的一些问题,载于《人类学学报》2006年第1期。

[8] Katerina Harvati, Into Eurasia: A geometric morphometric re-assessment of the Upper Cave (Zhoukoudian) specimens,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57 (2009) 751–762.

[9] C. B. Stringer and P. Andrews. Genetic and fossil evidence for the origin of modern humans. Science, 239:1263-1268,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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