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是一位千古赞扬的历史人物。他近乎完美的特殊之处在于，既能治国用兵，辅佐勾践复国灭吴，称霸诸侯，又能保身齐家，经商致富。
范蠡投奔越国，正是越国兵败国灭之时。他劝说勾践屈服，伴勾践到吴国为奴。他寻得西施，敬献吴王，求得吴王宽恕。在勾践回国后，辅佐勾践富国强兵。几次在时机不成熟时，劝阻勾践起兵报仇。在时机成熟时，范蠡亲领越军征战伐吴，一战灭吴，被封为上将军。又继续辅佐勾践称霸诸侯。就在功业达到鼎盛的时候，发现勾践难容功臣。于是主动抛弃了二十余年建立的辉煌，自觉地离开了部旧满朝的越国，泛游五湖，成为一个闲人或自由人。先是北上山东齐国海边打鱼谋生，并尝试创业经商，获得成功，齐君揽以为相。三年又辞官，到与诸国相邻，既是边缘又是交通和商业中心的陶地安家落户，专意经商。由于经商有道，终成巨富，享誉海内，人称陶朱公。司马迁称赞为“三迁皆有荣名”。
京剧一出戏里，范蠡带着西施，乘船离开越国时有一段唱词，前两句“整顿乾坤事已了，万里山河任逍遥”，已充分表达了他那无限广阔的胸怀。然而事情要分两头说。一方面，恐怕当时不完全那样潇洒与轻松。首先，且不论西施是否随他出走，只要设想一下他作为越国上将军，元帅级军队首脑，逃离越国，就很不容易。会不会引起叛逃的误判，而遭致追杀或拘押，都很难说。勾践没有通缉追杀他，已经是十分宽容了。主要是勾践当时还没有动杀机，要是晚走些时日，则插翅难逃，与文种同样下场。说不定因武将的关系，下场更惨。其次，他是预计到有生命危险才逃走的，这时首先考虑的是保命。在出逃路上，吴越故地不敢停留，楚国也不能去。只能远远地向北逃窜。隐姓埋名，披星戴月，大路不走走小路，如丧家之犬，担惊受怕，那有好心情。过了长江，出吴越之境，才会稍许轻松。其三，他带着一家人大大小小，生活用度也不容易，就是有点积蓄，能带多少。路上风霜雨雪，盗匪刁顽，也难以应付。其四，此行去那里安身，“前方的路多迷茫”，异国他乡，那里是落脚谋生的立足之处。过去治国领军，对于个人置业一无所长，现今已是老龄，还要一切从头作起，寻找再就业的门路养家糊口。后人津津乐道的携美人“泛游五湖”，游山玩水，其实那有那么浪漫。亡命天涯，凄凉孤独，举目陌生，无亲无助。对于前景，只能是边走边看。以后的成功，当时能顾上想吗。
然而话说另一方面，这一走，海阔天空，不再系命于君主，获得了自主独立的人格和完全的自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和能力创业，寻找和开拓完全属于自己的事业和新的天地。从这点上说是获得了逍遥与轻松。
范蠡为什么成功，值得研究。史书上倒是记载了他经商的经验，虽然不多几句话，但非常精辟，这些话语成为后世经商所尊奉乃至入门的的经典。至于他其它方面的经验，史书没有具体表述。应该说，能取得这样的旷世成功的人，除了广阔的胸怀之外，必然有在除了经商之外如治国用兵等多方面的成功经验，除了这些具体方面的经验之外，必然还有构成这些具体经验的共同基础或指导的思维方式。应该说，后者更具有普遍价值，值得后人借鉴。这种普遍指导意义的思维方式，是他在不同领域都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他敢于抛弃一切的胆量与从容。不是来自虚无渺茫的自我精神激励，而来自于对自己思维指导方式的自信。在出逃路上，所仰仗的恐怕只有这点自信。
关于范蠡的思维方式方法，无从全面了解。史书仅说他“操计然之术”，然而这已经点了题。传说他有一篇理论著作叫《计然篇》，应该是阐述他的“计然之术”的思想理论总结，但史载只有篇目而内容文字不载，实为憾事。然而从篇目及他“与时逐而不责于人”的风格，他的成功经历，和书载的经商之道来看，内容应当以顺其自然、待时而动为主要内容。有类似唯物论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及适应形势，把握机遇，与时俱进的特色。
大胆猜想，《计然篇》或计然之术的内容是否有以下几个重点。
“然者，自然，天然，必然，物之道也。物道乃物之情与势，不依人意所动。
视物之情与势而计所为，不求于心，不责于人。计其始末，智基于此矣。疾疾，缓缓，曲曲，直直，如依水而舟，依鱼而网也。顺其自然，为可为，避不可为。无可无不可，则容与率然，始有我。
计物之情与势必于审时度势，不可不察。势之蓄当有时，谓之机缘也。贵在得时。势成则时至机至，虽难而易，其效自然。势不成则时不至机不至，虽易犹难。时过则境迁，机缘尽失，大势去矣。
审时度势之妙在择时捉机。权衡时机，尤当精察，毫厘必较，成败由此。择时之妙，如逐如竞，如捕如捉。待时而动，动不妄举。动静，迟速，轻重，繁简，必以时定。此一时非彼一时也。待时蓄势，备而待发，则静如泰山。得时则发如疾电，时不我待，稍纵即失。疏于此而欲其功，无异缘木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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